逝者丨张伟光：成仿吾校长为我题词：“处分他”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伟光，1955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于北京四中。1974年在燕山石化前进化工当工人，1976年清明因反对“四人帮”入狱一年半。1978年考入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国家经委；后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读研并留校任教。1990年代初漫游欧洲，定居伦敦、北京，阅历与人生故事颇丰。2023年1月8日病逝于伦敦。

校园往事一组

作者：张伟光

写在前面：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同学、新三届公众号资深作者张伟光先生，2023年元月8日晚在伦敦病逝，享年67岁。张伟光先生是1976年“四五运动”英雄，智商情商超群，言谈诙谐幽默，是同学中有名的“开心果”“大活宝”。大家肖其外形，称之“大熊”；谐其名字，尊之“伟光正”；他则以“大侠”自诩。本号转载张伟光先生的几篇旧文，以志缅怀。

大学毕业纪念册里的张伟光及留言

成仿吾为我题词

我平常不怎么上课，但考试前总会拿出一天半天准备。通常是借同学笔记，认真看看也就行了。那是1981年初，期末考试期间。这天下午考党史，这是我的必逃课，鬼知道这一学期讲了什么。我借到了本班李同学的笔记，来到位于图书馆楼的外文阅览室，准备开始复习。

为什么借她的，她记得特认真，记得特全。在李同学的课堂笔记里，你会看到这样的字，咳，咳咳。这里记载的和党史内容无关，记录的是老师的咳嗽声。知道为什么借她的笔记了吧？

我进了阅览室，人并不多，可我找不到位置坐。因为都被书包占满了。转场又得浪费不少时间，就这儿吧。我顺手挪开一个书包，坐那儿开始用功，很快进入角色。

也就一节课的功夫吧，有人要轰我走，还气势汹汹。好好说我没准儿也就让了，可他这态度，令我有点儿撮火。我指着墙上的告示说，看好了，不许用书包占座位。然后不再理他，我的时间本来不多。

张伟光（中）与北京四中同学

过了十几分钟，有人捅我后背，回头一看，站着五六个男生。你们干吗？把座位让出来。那儿写着是你们的座位？少费话，让不让？我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我转过身去，接着看我的。

又有人捅了我一下，这下我火了。我的脾气属极暴的类型。我起身揪住捅我者的脖领，正准备厉声质问，这时他们的人一拥而上，五六个人一起，对我拳打脚踢。

我立即还击。我的身体素质极好，又是从小打到大，始终在战斗里成长。在北京四中时有一次独打旁边156中十几个学生，曾声镇平安里。只十几秒时间，我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

这时阅览室大乱，工作人员和其他学生过来拉架，我意犹未尽，可不得不停火。因为一个人的眼睛在滴血，流量还挺大。

后来知道，对方是贸易系79级的学生，受伤的叫刘小平，湖南人，眼眉处缝了五针，另有两人是乌眼青，还一个伤在下巴。贸易79的班主任好像叫牛林坚，很清秀苗条的一个弱女子。换个场合我们相遇，没准儿能谈起恋爱，可这会儿要跟我玩命。

她叫上我，带着她那队伤兵，鱼贯而行，直闯校长成仿吾办公室哭诉，成校长你看新闻系学生给我们打的，哇哇哇，呜呜呜。成校长指着我的鼻子骂：坏蛋，土匪。

带着人大校徽的张伟光

我平常没少爱骂，但级别偏低。这辈子挨创造社元老、长征老红军、资深部级干部责骂，只此一回，因而倍加珍惜。我被叫到学生工作处，处长叶常吏又是一通狠训。我据理力争，我说是他们先占坐，先动手，他们人多，我挨的打比他们多，只不过全是内伤，外表看不出来。

反复几次，他总说我态度不端正。没时间了，我必须脱身，脱身就得认错。我说那好，我要求留党察看。

叶处长先是一愣，接着开始肯定我的态度已经端正。他说究竟怎么处理你，党委要研究再决定，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去系里，系领导也在等着接见我。

还没到系办门口，迎面跑来新闻系79级的温铁军，温铁军曾经是新闻系秘书，现在是人大农学院院长。温铁军说，叶处长让你马上去学生处。我刚从那回来呀。知道，快去吧。

张伟光（后排右2）和大学同学在一起

叶处长歪头盯着我看，足有十几秒钟，先用左手敲桌子，然后换右手。张伟光呀张伟光，我从教三十年，没见过你这么顽劣的学生，你要求留党察看，我还以为你转变了态度，可我一查，你根本就不是党员哪，你这是在拿党开玩笑哇。

我依然有话说，且语气很平和。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写过入党申请书，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如果入党的同时背上处分，我一定正确对待。

你给我滚，你是不是想把我活活气死。不幸的是，叶处长一年多以后，因肝病去世。他是因自身疾病所致，绝对和我无关。我那天不知怎么了，从校长到处长，平常挺斯文的人，从不骂人，怎么今天到我这儿就搂不住火了呢？

人大游泳队蛙泳接力队员。左起：许小年(工经系研究生)、张伟光、张雨辰、宋毅。肖燕摄

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了，成校长给我亲笔题词，三个大字，“处分他”！每班贴一张处分通知，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我三天。播音的同学叫刘冬，后来是公安部高级警官，专责海外追逃的“猎狐”行动。

我还去他们班做了检讨。一开始故作沉痛，甚至一度语带哽咽，可没过多久，就装不下去了，本性开始暴露。借着深挖思想根源，灵蛇吐信，黄莺出谷，几次搏得满堂彩，气氛十分热烈友好。

后来他们班的79级校花、名叫任成的女生见面就逗我，再去我们班作几次检讨吧，大家可想听呢。

第二天碰见了我们系副主任秦圭。他说，张伟光，听说你昨天去人家班里说了一场相声，但愿笑声能够拂平同学身上和心上的伤痕。

后来党史考试成绩出来，李同学是良，我是优。当然李同学也不差，毕业后一直在新华社国内部，现在该到退休年龄了。

人大78级英语快一班师生留影。后排左10张伟光

捉刀代笔的故事

讲一个捉刀代笔的故事。

大学期间，大概80年前后，我们人大新闻系办了一个墙报，办得很活跃。有一天，出现好几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说是和北京日报理论部商榷，实际是声讨批判北京日报理论部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提到一个观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我们这些同学就说，整体怎么能大于部分之合呢，只能等于部分之合。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啊。

我看不下去了，就假冒北京日报理论部两个被批编辑的名义在墙报上留了致新闻系同学的一封信。

“我们前几天来人大新闻系来办事儿，听说你们的墙报办得好，慕名而来，恰巧看见了你们对我们的大批判。特此作答”，然后附上一篇文章，一方面科普“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道理，一方面对发文声讨的新闻系学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简直让人受不了。

戴着人大校徽的张伟光

这下捅了马蜂窝，新闻系那些自视甚高狂妄自大的学生，对北京日报的两位编辑进行围殴。

然后每隔几天。那个墙报上的就会出现一篇两位编辑的回应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谨，尖酸刻薄，文采飞扬，并且显示出来作者极高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水平。一副要把这些同学活活气死的架势。

我们班有一个蒋同学，是班里的理论权威，经常写一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文章。他实在气不过，专程跑到北京日报找到那两个编辑兴师问罪编。

那俩编辑说。我们从没去你们新闻系，也没写过这样的文章、贴过这样的文章。蒋同学给闹糊涂了。

回校以后。他蒋同学在班里说了这事儿，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说，可能是他们不好意思承认吧。更多人怀疑呢，不是他们，到底是谁呢。文章有一定水平，不是谁想冒充就能冒充的。同时多了个心眼儿，开始布置抓贼。

有一天的，也赖我大意，我是在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才贴的，以为万无一失。但当我刚出出教室门，发现在楼道拐角有几个同学的眼神儿不对。他们中有人急匆匆跑进教室又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篇文稿，指着我说，刚才墙上没这篇文章，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盯着，没人进去过，就你进去了，你一出来墙上就有文章了，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人赃俱获，我没办法，只能承认。

知道邪恶作者居然是我，不少同学觉得奇怪，没看出来我思想和文笔还挺厉害。新闻系人杰地灵，我平常在班里成绩并不显山露水，因为我基本上不上课，再加上酷爱运动，想看见我，要去运动场上，游泳池中。

当年胡舒立有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她说，咱班最聪明的，是丫张伟光。

前一阵我替李毅写了篇“我的道歉”，流传甚广，很多人信以为真，不过是发扬了一贯擅长捉刀代笔的传统，李毅骂我畜生。

人大游泳队合影，二排左4张伟光。萧燕摄

汪曾祺请我喝酒

大学期间有一年寒假，我和于晓东、吴迺陶，范蔚萱、刘扬、张岳庚等几个同学去汪朗家。汪朗不在，他爹汪曾祺十分热情得把我们让进了屋。汪前辈给我们的印象真像有文章提到的那样，“处世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没了拘束，围着前辈，问这问那。前辈风趣幽默，没有架子，也没有代沟，像忘年的朋友。

中午到了，汪朗还没回来。我们想告辞。可汪前辈不让走，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一顿午饭，厨艺很不错，做的真好吃。前辈还请我们喝酒。回想起刚进门的时候，前辈脸已泛红，可能是正在准备斗酒诗百篇的时候，被我们打扰了。

那时候新闻系的学生，个个心高气盛，都想当作家，想当大作家，但很少有近距离观察大作家的机会。那天我们不但“近距离了”，还吃了大作家做的饭，可我们并不觉得前辈像大作家，我们到觉得前辈像一个谦和的中学老师，像一个朴素的工人师傅。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汪朗回来了没有。但前辈酒后微酡的脸庞，干练挺拔的身姿，和蔼亲切的笑容，智慧的谈吐和朗朗的笑声，至今如在眼前。

张伟光（前右1）与人大游泳队同学郊游留影

外一篇

研究生“倒爷”被抓记

作者：张伟光

大概是1988年前后吧，我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生，业余身份是“倒爷”。

鸡鸣狗盗，零敲碎打，别看不是什么正经营生，每月也能赚上二三万块。

有一天，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甲六号门口转悠。那里有个出国人员招待所，每天有一大帮倒爷在那儿和归国劳工交易，机会多多。

有个操东北口音的人问我，“有大箱没？”大箱是超过180升以上的大冰箱。我问他，多少钱要？他说可以给到二千，还问我有几个。你要几个？“给我整十个。”

我一听这买卖不小。弄好了我能挣二千。其实我手里没有，但我可以从别的倒爷手里“上货”，而且我顶多一千八就能上来。一台能赚二百。十台就是两千。我问他哪儿人，他说是鞍山的。我们最喜欢和鞍山、大庆来的人交易，因为那里，钱多人傻不讲价。

正当我做发财梦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这个东北买家一把撸住我。好嘛，原来这家伙是个便衣。

那天晚上，西城分局实施“大抄”行动，把在场的“倒爷”一网打尽。我们被押到一辆公交车上，摩托车扔上大卡车，给拉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月坛小学，在那儿挨个过堂。

轮到我过堂了，“证件”，警察说。没带。“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没有？”我身上只有研究生证，不得已掏了出来。警察一看，马上显得兴奋，大声呼喊，“头儿，头儿，过来一下。”头来了，问怎么回事。“逮住一个研究生。”头儿把证件拿起来，翻看了一下，又瞄了我一眼，马上把证件往桌上一扔，“假的”，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我马上辩解，凭什么说是假的，是真的。“凭什么，什么人干这个（指倒买倒卖），都是地痞流氓，社会渣子，刑满释放人员，研究生有干这个的吗？”我什么都没干呀，打那儿路过，看有不少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下来看看热闹，就稀里糊涂地让你们给抓进来了。

张伟光（左）带着北广女生参加商务活动

“这人谁弄进来的？”头儿朝着全体警察大声嚷嚷。“我弄进来的，”不远处逮我的那位回应。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大箱没”那几句东北话是丫装出来的，装得还真像。他怎么回事？“他有十个大箱。”头儿转身问我，大箱藏哪儿了？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只有死扛到底了，反正没有人赃俱获。“把包里东西都掏出来，”我随身带了个小挎包，里面有一千块钱。“单位电话？”我只得据实以告。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单位不会有人接听。

可能是因为警察看我的气质谈吐不俗，加上在审讯中还几次被我逗笑，气氛逐渐缓和，我也主动坦白，说是带了一千块钱，想来买个进口吸尘器。并作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当听到警察说要罚我三百块然后放我走的时候，我差点乐出声来，但表面上装得十分痛苦。

各位看官，我当时读研带工资，也才每月76块钱，为什么被罚三百还差点乐出声来，自有它的道理，而且是硬道理。

被抓的瞬间，我留意到几个倒爷往旁边的煤堆里塞东西，倒爷塞的东西不是钱，就是提货单，事不宜迟，千钧一发，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把它们掏出来，说不定又能大发一笔。

被释放后认领回自己的摩托车，我风驰电掣，回到在我眼里已成金山的煤堆旁。摩托车已经来不及架起来了，直接往地上一扔。撸胳膊挽袖子，我往煤堆上一扑，开始淘宝。

万没想到，掏了十几分钟，煤堆也不算大，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竟然什么都没掏着。

心在滴血，指甲盖隐隐作痛，我坐在煤堆上发呆。

难道是警察也看见了藏钱一幕？要不就是在我前头有人捷足先登？

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有点不甘心，我恨不得去找个筛子，把整个煤堆过它一遍。

这时候，陆续又有几个倒爷回来乱掏。

就这么着，我的发财梦破灭，还赔了三百。

2012年大学同学聚会，张伟光身穿新闻系系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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